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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儒学研究概况

2000年儒学研究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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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庆中


  2000年的儒学研究,仍然是中国哲学史界最为繁荣的园地。学者们在继续重视儒学基础问题研究的同时,更注意探讨其现实价值,瞻望其发展前景,回应当今世界面临的紧迫问题等。

  “儒学的现代意义”是近年来学者们普遍关注的热点。人们越来越认同于这样一种看法:在传统儒学中包含着许多在现代仍有价值的合理因素(白奚:《儒家礼治思想的合理因素与现代价值》,《哲学研究》2000年第2期)。但这不等于说传统儒学已可以轻松地适应现代处境。崔大华探讨了儒学面临的严峻挑战,指出:作为儒学理论基石的性善论会在现代实验心理学的结论中被否定;作为儒家伦理道德实践起点的传统家庭在现代化进程中渐趋解体;儒学的形上追求与现代哲学观念存在着明显的冲突(《儒学面临的挑战》,《孔子研究》2000年第1期)。洪修平则通过对儒学人文精神的探讨,认为对人的重视与对人伦关系的强调是儒家人生哲学的两重性格。随着封建国家专制集权的加强,儒家伦理异化为束缚人并阻碍人之实现的外在权威,本质上成为统治者的意志。但从传统儒学的分析中仍可看到儒家人文精神的顽强表现。而只有打破封建桎梏,在儒学的人文精神中融入科学、民主、法制精神,才能真正结束传统儒学的悲剧,使其人文精神在现代社会发挥积极作用(《论儒学的人文精神及其现代意义》,《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6期)。

  儒学在21世纪的发展前景,也倍受学者重视。李维武从考察儒学的生存形态入手,分析了其未来转化,认为儒学从先秦至20世纪的发展中,形成了人生儒学、社会儒学、政治儒学、形上儒学、考据儒学和文化儒学等不同的生存形态。其未来生存形态,在于根据儒学的特质和中国人生活世界的变化,重建人生儒学,进一步发展文化儒学和形上儒学,做好社会儒学、政治入学资源的转化。李先生指出,儒学在21世纪中国仍然富有生命力。而要使这一生命力充分发挥出来,选择儒学在未来的生存形态是十分重要的(《儒学生存形态的历史形成与未来转化》,《中国哲学史》2000年第4期)。成中英则立足于经济全球化的视角,指出儒家与儒学既提供了一套经济伦理的价值,又提供了一套社会伦理的基石,不但有平衡经济与伦理的作用,也有促进经济导向人类社会与人类文化和谐发展的力量,更能带动人之为人的品质上的提升。儒家与儒学在经济伦理、社会伦理与文化伦理的发展正是二十一世纪人类所急迫需要的(《创造二十一世纪的人类命运:全球化经济发展与儒学及儒商的定位》,《孔子研究》2000年第2期)。

  与对儒学现代意义和发展前景的探讨相关联,儒学能否在解决当今世界面临的重大问题,如生态问题等方面有所作为,也成为学者们关心的问题之一。胡伟希认为,传统儒学是一种哲学人类学意义上的“生态学”。就“人与自然的关系”言,儒家生态学思想由五个基本观念组成:1,“天人合一”的本体论,它指出人与自然关系的“固然之理”;2,“赞天地之化育”的价值观,它谈的是如何将“天人合一”的“固然之理”转化为现实生活中的“实然”;3,“德性之知”的认识论,即强调要从“生存意义”方面对人与自然的关系作通观地了解;4,“民胞物与”的义务观,它认为人类要以平等之心去看待自然万物,这是人的义务和“特权”;5,“执两用中”的方法论,它提出人类在与自然打交道时,既要考虑人类的利益与价值,也要顾及到自然的利益与价值,要在二者之间达成一种平衡,其最终目标是实现“太和”(《儒家生态学基本观念的现代阐释:从“人与自然”的关系看》,《孔子研究》2000年第1期)。蒙培元则从儒家“人之为人”的角度探讨了儒家生态学问题。认为儒家孔子开创的人文精神,其普遍性意义,就在于承认人除了智性之外,还有德性,德性是人所以为人的根本标志。因此要从德性的立场出发去对待自然界,去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这就是中国人所说的“人文化成”(《从孔、孟的德性说看儒家的生态观》,《新视野》2000年第1期)。

  宗教问题,近年来亦颇受关注。陈晓龙从类型论的角度指出,中国宗教是一种以儒家学说为代表的哲人型宗教,它与以先知预言为特点的犹太先知型宗教和以体验万物合一为特点的印度神秘型宗教相区别。中国古代哲人型宗教认为信仰(生命)与理性的对立最终会走向和谐状态。儒学虽然没有指向一位人格神,但有内在的超越因素。它将天道置于首位,并认为天道存在于人道之中,人要努力在人道中发现和体现天道,这种努力便形成了一种超越自我的动向。同时儒学还强调人性的修养,强调高尚道德或成圣的可能性,它持守人与人之间的基本责任与义务,以建立一个以道德价值为纲领的社会,从而又在现实世界的阐释中坚持自我向超越境界敞开的形而上学(《论宗教及儒学的超越性》,《西北师大学报》2000年第3期)。彭国翔则以西方儒学研究的新趋向为切入点,认为儒学作为一种价值信仰系统,将逐渐参与全球范围内伦理——宗教传统的对话和互动,其兼容性特征,能够对多元宗教的问题提供相当的借鉴和指导,并有可能成为世界各个民族可以践行的生存方式之一(《从西方儒学研究的新趋向前瞻二十一世纪的儒学》,《孔子研究》2000年第3期)。

  作为传统儒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经学有着一套严格的解释体系。近年来,不少学者对此进行了探讨。潘德荣在对《易经》的研究中指出,《易经》是中国文化传统中最早、也是最重要的一部解释性著作。从《易经》的解释系统中,可看出中国传统的诠释思想的三个重要特征,即关联性,动态发展和互相转化。这些特征表明了中国诠释思想具有鲜明的辩证性(《从〈易经〉看中国诠释思想的辩证性》,《安徽师大学报》第28卷第4期)。宋志明则从对现代新儒学的研究中发现,“现代新儒学”的外延应当包括两个组成部分:一部分可以称为“现代新儒家”,指那些明确地表示以接续儒家道统为己任的学者,他们表现出鲜明的文化保守主义学术立场;另一部分可以称为“儒家解释学”,指那些不标榜道统的儒家研究者所阐发的观点,他们站在各自的学术立场上,对儒家思想作出同情的理解与诠释,以彰显儒学的正面价值(《略论儒家解释学》,《北京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

  在这一年,儒学研究中的一些老问题仍然受到了学者们的关注,如庞朴关于中庸的研究(《中庸与三分》,《文史哲》2000年第4期);一些难点问题也不同程度地受到重视,如张立文等关于宋明理学与佛学关系的研究(《儒佛之辨与宋明理学》,《中国哲学史》2000年第2期);一些在在以往被忽视的问题也得到了应有的关注,如陈坚对易佛关系的研究(《论易学史研究在易佛关系问题上的两个疏忽》,《周易研究》2000年第2期)等,都从不同角度深化了人们对该类问题的认识。

该帖子在 2009/5/12 10:36:08 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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